谁敢言医疗黑幕
核心提示: 有这样一个帖子，三个月间竟然累积了高达1.7亿的点击量，同时还被其他网站不断转载，总点击量近两亿。该热帖被网友大呼为“神帖”，“堪称全球网帖吉尼斯”。记者查阅该帖发现，该“神帖”的作者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专科主任医师刘安平。北大第一医院中年女教授死亡之争引发的思考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专科刘安平
“本来，笔者作为业内人士，耳闻或遭遇医患纠纷的事，可以说是跟开车磕磕碰碰一样，总是难以避免。因而，一直以来，我对各路媒体为吸引眼球而争相炒作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之类，从来是置若罔闻，更不欲略置一辞。不过，此次事件，一是双方都是牛人，二来感觉四周明白人真的不多，且有感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终于忍不住要说上几句心里话了。” “现今的高校也好，医院也罢，教授、博导车拉斗量，没准还给你亮出个院士的头衔。可这些人整天孜孜以求的都是些什么呢？除了不到一半的时间花在病人或学术的身上，大多是花在开会、吃喝、跑课题、跑关系，有的还很会炒股票……国内的名山大川跑完了，再往国外跑，欧美跑完了，再往非洲跑，反正地球那么大，不愁没地方跑。不混个一官半职，也要在行业学会里混个什么主委副主委秘书长常委之类，顶不济也要弄个什么博导之类的头衔。这样才有江湖地位。”
“一个病人进来，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尽快将病人治好，而是怎样更有经济效益，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检查、各种贵重的药物、进口的药物，一股脑地蜂拥而上。理由当然多的是，全面检查有利于尽快明确诊断；使用贵重药品，疗效快、副作用少。况且，我们还都是按欧美最新治疗指南来用药的埃”“可是，这些最新指南，谁敢说不是在各种商业公司医药公司的暗中操纵下，通过贿赂所谓的专家而猫腻出来的呢？是啊，一切都是为病人着想，可是是否想过，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他们靠血汗工厂打工,挣来的钱还要养家糊口，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媒体披露出来的一个细节也够雷人的，就是在女教授死亡后，当家属聘请的律师去封查病历时，发现了住院病历有多处被修改的痕迹，还有就是多个记录没有上级医师的签名。没想到北大医院，也出现这样的小儿科错漏。”
“弄虚作假，既是各级医疗机构的通病，也是各行各业的潜规则。事实上，现在大部分医院都是使用电子病历，很多情况下，病程记录都是写在电脑里头，隔个三五天或一个星期才打印出来，有的甚至在病人要出院的时候才匆匆忙忙一揽子全部打印出来。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错漏，当然也给修改病历提供了方便。所以此次北大教授的死亡病历，多处漏了上级医师签名，恐怕就是这样造成的。”
“医患关系的恶化，双方的互不信任，从经济学上看，会加大成本，从社会学上看，会摧毁本来就十分稀缺的道德与价值体系，受损的将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如果我们对法律还有些许信心，那就还是等着二审法院的审判结果吧，尽管可能仍然是一个双方都不满意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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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医生被网友称堪比钟南山，昨接受采访称医疗人员群体应增强社会责任感
文/本报记者邱瑞贤
由广州一名医生今年4月份实名发布的一个网帖，在被从其个人网站“挪”到网络论坛上后，三个月间竟然累积了高达1.7亿的点击量，同时还被其他网站不断转载，总点击量近两亿。该热帖被网友大呼为“神帖”，“堪称全球网帖吉尼斯”。
记者查阅该帖发现，该“神帖”的作者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专科主任医师刘安平。今年4月份，他在央视看到有关北大第一医院医学教授熊卓为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因腰椎手术后突然死亡的悲剧事件，为表达自己的思考，在个人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北大第一医院中年女教授死亡之争引发的思考》的帖子。该帖迅速被网络论坛引用，并持续被热切关注至今。网友甚至称，“一名有良心的医生在自己网站上撰文披露医疗黑幕，赢得网民一片赞扬，堪称钟南山第二。”
有意思的是，当本报记者昨日与发帖医生联系上时，他坦言对该帖在网上的火热毫不知情。“说实话，医疗人员中愿意出来说真话的人不多，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对时下媒体的引导有所不满，另外群体中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也不多。” 网帖：
上论坛惊人火爆
今年4月12日，在被从个人网站上移到网络论坛上时，刘安平该帖的标题被改为《广州惊现敢言医疗内幕第一人，堪比钟南山》，立即以惊人的速度“火”了起来。
对于曾经沸沸扬扬的北大第一医院事件，刘安平直言其中的一些细节奥秘。
记者发现，刘安平虽然是一名业务繁忙的教授级主任医师，但是文字功夫过硬，而且言辞较为激烈尖锐。
也许正因为刘安平直言不讳，引发了大批网友对该帖的追捧。从该帖登上论坛至今的三个多月里，虽然回帖量只有十数个，但记者发现一直持续有网友点击该帖，最新点击量超过了1.7亿。对于时下海量的网络信息而言，这是一个让人咋舌的关注数字，也号称创下了论坛帖子的点击纪录。事实上，引发记者注意的正是这一个骇人的关注度。
网友：
需揭露医疗黑幕平台
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教授级医生，刘安平在对事件本身的关注以外，也揭露了自己很多对时下医疗现状的观察。
帖子中，这些对现状的揭露让网友们感到大快人心。记者发现，在后来的跟帖中，大量网友都把该帖作为一个抒发对时下医疗现状不满的平台，大诉其苦。
“其实帖子中并没有写到太多具体的黑幕，大多是抒发作为医疗人员对体制本身的感受。我也对该帖为何引起如此大的关注感到好奇。”昨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管理人员认为，该帖的火热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标题的设置，点中了时下大众对“医疗黑幕”话题的超高关注度。
昨日，本报记者与刘安平本人取得联系。让人意外的是，他本人完全不知道该帖在网络上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我平时工作很忙，当时发表了这篇文章，不久之后就被网站撤下了，我也没有去问什么原因。可能那是一个医疗服务网站，他们觉得太敏感了吧。”
对于有网站转载他的文章并引起广大网友追捧，刘安平也并不了解，三个月来他的工作一切如常。“可能是医生中像我这样写这些的并不多吧。”他想了想说，“说实话，大部分医疗人员对社会时事关注度不高，可能与自身工作专业技术性太强有关，大部分医疗人员都不会要求自己有很广的视野和思考。加上近年来对媒体宣传的意见，大部分医疗人员都不愿意发言。网络，倒是一个不错的渠道。”他表示，他并不仅写了这一篇文章，将来也不会停止对此的思考。
而对于网友给他“钟南山第二”的称号，他则显得很不好意思。“不要这样说，我只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而已。”
业界：
“医疗黑幕”多被热捧
记者发现，在几乎每个网站上，关于“医疗黑幕”的帖子都是最热门的帖子之一，最近在猫扑网站上，一篇医生自揭“药扣”现状的帖子也获得热捧，网友们从中看到了时下医疗体制中仍存在的很多“黑洞”。
“大家对"神帖"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说出了对体制的思考，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把矛头指向医疗人员本身。我们今天刚刚开完培训课，有医务人员发言，流着泪说，我们的一点差错可能造成患者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样的错误，一旦发生，就没有机会改正。这是真实的一幕，我们的医生不是恶魔，这个群体有害群之马，但不是全部，我们需要保持绝对的自省精神和感恩意识。”那位不愿具名的医院管理人员说。
医院从“吃瓦片”(政府拨付的建设资金)到“吃铁片”(依靠增加医疗器械而多收费)，再到“吃药片”(依靠虚高药品和回扣取得收入)的过程大多不是追逐企业“利润”的市场化过程，而是为弥补资产性质单一结构(公立医院为主)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政府投入不足引发的收支缺口问题(即为弥补成本而奋斗)，只是这个过程引发了更大的体制扭曲
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
1、供给和需求：
(1)卫生供给增长缓慢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领域成绩斐然，但对比1982年、1992年和2005年这三年供给和需求情况，可以看出，供给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就2005年相对1982年来说，
2005年全国卫生机构数量同比增长58%、医生增长49%、病床增长47%，而卫生总费用却增长了48倍，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长了118倍(不考虑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仅增长了21倍。
从卫生总费用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值看(即卫生消费弹性系数)，1979年至2005年的27年中，前者慢于后者的有10个年份，占38%，而1992年至2005的14年中，前者慢于后者的就有7个，占50%。而且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卫生总费用增长速度都慢于GDP增长速度。卫生总费用与GDP的比值这三年分别为3.33%、4.07%和4.73%，仅增长42%。
虽然我国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过高(2005年为52%，政府支出为18%，社会支出为30%，1982年则分别为22%、39%和39%)，但这并非说明卫生总费用需要减少，相反，从总体看，我国卫生现在不是供给太多或增长过快，而恰恰是相对人们需求(包括被压抑的需求)增长太慢，所以应该大力扩大卫生供给。当然同时需要调整结构，降低个人承担的比重。
(2)卫生资产与机构结构单一
卫生需求高涨而供给增长却相对缓慢，结构单一也许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2006年，全国九成以上的卫生机构总资产和净资产为国有卫生机构掌握，其中又绝大部分属于各级卫生部门主办的机构所有。病人对医疗卫生的主观需要也很大，但支付能力不足，所以供给增长缓慢。
2005年全国82.8%的医院、95.1%的床位、90.4%的卫生人员属国有和集体机构，而52.8%的医院、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直属政府办医疗机构。这些医院的重要人事(如院长任命)和财务(如专项投资)基本都由卫生主管部门决定(各部委和企业办医院由这些主办单位决定)，而非市场供给和决定价格。这表明，当前的卫生体制状态不是“市场化”，而是“行政化”。
2、分配与效率：
(1)分配机制不合理，医疗链条的各环节和城乡、区域不平衡严重
从对卫生机构的资源分配走向来看，2005年一半的卫生总费用流向城市医院，而公共卫生机构8%(包括疾病控制机构、结核病等专科防治机构、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计划生育机构等)，县医院只得到7%，农村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机构都为1%，药品零售机构9%。当年全部卫生费用中只有38%流向农村，而1999年这一比例为46%。也就是说，大多数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城市中的大多数的卫生资源又集中于大医院。绝大多数资源集中于疾病的晚期治疗阶段，重治疗，轻预防。2003年，我国45%的城镇居民和79%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从费用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近年来一直在45%上下，而这45%中的85%会回到众多医药生产和流通企业那里，于是，医院等医疗结构成为“过路财神”，医护人员报酬大大低于实际价值，在财政补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医院一方面不得不多从买好设备多收费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多开药开贵药增加那45%中的15%部分的收入，甚至有暗中红包等行为。
如1998年的药品收入占卫生总费用的48%，而医疗机构服务收入(即医生劳务、检查、化验等)仅占总费用的34%，其余6%为公共卫生收入，10%为卫生发展收入。这就形成了“以药养医、鼓励创收，收入归己，弥补缺口”为主的扭曲的医院运行体制。
政府预算内卫生支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即直接投向各类卫生机构，用于支持卫生事业发展，比如卫生事业费、中医事业费、计划生育事业费等，这可以看作政府对卫生服务供给方的财政支持;另一类是对公民医疗卫生费用的补助，实质上是政府为一部分公民的医疗卫生费用买单，可以看作是政府财政对卫生服务需求方的支持。在对需求方的支持中，2003年之前就是公费医疗经费(即“行政事业单位医疗经费”)一项，2004年，这部分支出达323亿元，占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25%。而自2003年开始增设“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经费”数额还很小(2004年仅为26亿元)。由于公费医疗在我国并未普及到全部公民，所以这部分财政支出的增长严格来说并不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
(2)整体利用效率低
2006年全国医院的病床平均周转了23次，其中江西26次，山西20次，北京17次。病床使用率全国平均72%，上海为97%，河南71%，甘肃59%。而营利性医院病床周转率大大低于非营利性医院(46%和74%)，乡镇卫生院病床利用率大大低于县及县以上医院(39%和72%)。
全国2006年平均每个医生每天诊疗5.5人，但各地区效率不一，浙江为8.5人，北京为7人，河北为3.3人。平均每个医生每日负担住院床日，全国平均数为1.7，上海为2，北京为1.3，河南为1.8。另外，医药企业还存在数量众多而效率和创新程度低，地方政府保护过多，利用效率低，配置效率更低，甚至可以说有限资金大部分用于锦上添花，小部分用于雪中送炭等问题。
3、看病“难与贵”：
(1)此时与彼时
现在一般所说的“看病难、看病贵”其实需细加辨析。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曾面临着卫生领域的“三难”(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问题，不过那主要是资源短缺所造成的。而现在的“难”与“贵”更多是总体短缺情况下的结构和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看病难“难”在三级大医院、“难”在上午挂号、“难”在质量，看病贵“贵”在“新特药”、“贵”在相对低收入群体承受能力、“贵”在治愈费用、“贵”在成本虚高和医院寻租、商业贿赂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2)重点病种在城乡分布
看病难与贵所指病种的分布特征也不相同，对比2006年和1990年城乡主要疾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可知，在城市中，传染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精神障碍、呼吸和消化系统疾病致死的占总死亡的比例均有下降，而恶性肿瘤和心脏病致死占总死亡的比例有所上升。这既说明医疗卫生的进步，也表明随着社会发展一些疾病在城市人群有扩大趋势。
农村中，不仅如城市一样恶性肿瘤和心脏病致死占总死亡的比例有上升，脑血管病所占比例也有上升，而且2006年农村脑血管病、呼吸和消化系统疾病致死占总死亡的比例都比城市高，这也说明呼吸和消化这些更涉及到公共卫生领域的疾病在乡村供需缺口更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一般规律和特殊的扭曲机制 一般规律和特殊的扭曲机制
1、一般规律
结合国际医疗卫生历史和中国经验，我们初步概括了一些基本规律：
虽然从伦理上讲，不计成本地提供卫生医疗服务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实体制运行和政策选择中必须考虑成本，这包括无论在探讨效率还是公平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医学看作一种技术进步，不过其另外一层含义是具体阶段经济、政治和社会复杂关系中的一部分。它不仅与治疗知识有关，还与财富、权力和政策相关。
从当今和历史看，医疗卫生的“效率”可以看作是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效益的相等，而医疗卫生的“公平”可以用最低标准治疗、相同需求者得到相同治疗(或机会)和可及性的均等化(如城市和乡村中的常见病病人到达医疗机构的路费基本相等)来衡量，其核心是按需供给，而非按人们的货币持有量供给。
现代医疗卫生的一些特征决定了其不能单纯由市场进行有效率的分配，这些特征包括医疗需求的不确定性(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得什么病)、消费者不完全信息和医疗机构的天然垄断权(如不知道大夫开的药是否最合适并且最便宜)、外部性(如治疗好少量传染病患者可以使全体百姓避免被该病传染)。市场失灵的原因，还包括医疗交易当事人(政府和保险公司)不到位，委托代理人(医师)缺乏基本监督。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国家对医疗卫生领域的干预也是历史的产物，一般做法有提供、管制和税收(补贴)三类。国家提供医疗卫生意在解决垄断的问题，国家管制目的在于降低病人的信息不对称，税收或补贴则出于解决需求不确定和外部性问题。不过，这些办法都会产生一定的负作用，如国家提供可能导致缺乏竞争、无效率和财政包袱过大，管制有可能服务于被管制者的利益，而税收或补贴可能造成竞争不公或资源使用过量。
政府干预是必要的，目的应该是纠正市场失灵和承担必须的责任，可是有时政府的干预却保护了公立医院的垄断，鼓励了公立医院创收，导致其结果不是纠正市场失灵，而是使市场失灵现象进一步恶化。在现代社会中，医生、医院、病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主管部门、保险公司、药厂、慈善机构等组织都可能成为有效或无效、公平或不公机制中的一环。如何顺应时代、结合国情，完善或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对各个国家都是大挑战。
2、政府责任和规则维护的部分缺失
可以说，放权让利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手段，此路径选择的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很多本应该由级别更高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责任，被下放给了低级别的政府，在各级政府责任边界不清时，很多这样的事务甚至以民众集资方式解决。这使得相对于社会发展和需求来说，公共产品的总量缺口较大，分配结构和机制很不合理，且相关规则不透明、不确定。
从卫生总费用看，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占比从1978年的32%下降到1992年的21%，2005年为18%，在社会支出亦下降的情况下，个人支出比例却大增。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呈现从低到高再到相对低的趋势，1978年、1992年和2005年的该项支出分别为3.16%、6.11%和4.58%。政府拨付给卫生机构主管的各类医疗机构(医院为主)的财政补助占其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2006年医院的这一比例仅为6%，近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而且如前所说这些医院大部分是政府主管的公立医院，政府给政策鼓励公立医院创收。
需要注意的是，医院从“吃瓦片”(政府拨付的建设资金)到“吃铁片”(依靠增加医疗器械而多收费)，再到“吃药片”(依靠虚高药品和回扣取得收入)的过程大多不是追逐企业“利润”的市场化过程，而是为弥补资产性质单一结构(公立医院为主)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政府投入不足引发的收支缺口问题(即为弥补成本而奋斗)，只是这个过程引发了更大的体制扭曲。这样的过程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基层预算外资金扩大，甚至一些地方把土地作为“第二财政”有相似之处(有学者称其为“逆向软预算约束”行为)。
3、三重垄断(管制)和“半边市场化”：医疗卫生体制扭曲的关键
三重垄断(管制)是指：1、通过严格控制私立医院的准入、财政拨款、人员编制和定点医保(包括公费医疗)等制度约束，公立医院垄断了病人和医药企业;2、卫生等部门和企业等主管单位垄断医院，不支持社会和民营资本进入;3、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药品成本、价格制定及批号的垄断。
“半边市场化”即是指药厂和中间商虽然市场化，但大量的收益要通过上述三个垄断“漏斗”过滤，不但损耗大而且良莠不分，也是指大量公立医院的创收行为并不具有市场经济企业追逐利润的典型特征，它们是在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在为弥补成本而“奋斗”。
具体讲，从病人角度看，当大多数医保单位被确定为公立医院后，处方药也出自该医院则顺理成章，于是病人被垄断了。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无人监督医院，作为主管的卫生部门不可能既做“婆婆”又做监督者，病人更无力，医院外部约束几乎丧失。但如前所说，医院大量通过增加药品收入和增加对新的医疗服务设备或项目的投资来创造新的收费来满足支出缺口，但医院内部工作人员的服务价格又相对较低。
从医院角度讲，卫生行政部门与其下属公立医院在人事(如互相的晋升调动)和资金(如一定的财政拨款必须通过卫生部门的计划甚至分配)上都有联系，加上卫生部门的“父爱”因素(如担心私立医院成长后对公立医院的冲击)，他们似乎并不支持私立医院的建立。
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角度看，目前有2400种左右的药品在政府定价范围，占市场所有药品总量的20%，占销售额的60%左右，政府影响巨大。对药品成本的计算源于计划经济时代，事实上现在几乎不可能，而屡次降价令发布后企业都会很容易地改变药品名称，标出更高的价格;药监系统集药品批文和监督于一身，此体制很难保证有效监督。 从制药企业和中间商来看，虽然他们早已市场化，但面对准入和价格管制，面对预算软约束的公立医院，面对定点医保单位，自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抬高药价，制造出大量利润，以回扣方式给这些中间环节。据统计，目前，通过中间商销售占据医院药品销售的70%份额，国内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95%以上药品品种都属于仿制药，于是中间商通过大比例的带金销售，冲击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制药企业。在医院责权不明确、无约束和内部鼓励创收的体制下，医院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价格，并转嫁给病人。近年来，医药行业利润不断集中和企业整合的趋势(主要是并购行为)已经十分明显。
可见，政府承担的不足、规则不明和三大管制共同扭曲了医疗卫生体制，一系列奇怪但现实的链条由此形成。
4.扭曲的价格与扭曲的体制互相推动
人们关注较多的医疗领域的矛盾，如红包、回扣、“医闹”、历次降价效果不大等现象其实是上述扭曲的价格和体制下的产物，而二者有相互助推之势。如价格扭曲造成了大量医学毕业生人力资源的浪费，资料显示，各类大中专学校年毕业医生40万人，真正做医生的不到5万人，剩余的大部分去了医药企业做研发或医药代表。大医院人员饱和进不去，乡村医院没人愿去。但观察前面论述的中国医疗卫生供需缺口(甚至城市缺口)就知，在公立医院为主，但政府预算拨款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靠体制扭曲从药品的一点提成收入来弥补成本(包括人力资源)的状态，就是有机会进入，毕业生也会考虑再三。而要知道，总体上，医疗卫生的供给欠账很多，严重不足。
从基层角度看，体制上漏洞也有被利用来牟利的倾向。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顶尖，而卫生主管部门监管缺乏。
虽然公共卫生体系、基础卫生设施及农村卫生规划目标基本实现，但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平衡规划进展缓慢。执行过程中，关键是如何打破区域间行政垄断。卫生资源配置，各地市应根据各省资源配置标准，以本区域经济、人口情况、主要卫生问题和卫生资源状况为基础，制定区域卫生规划。
医疗卫生资源按照规划合理配置及充分利用，是搞好医疗卫生工作的基础。因此国际上比较推崇“区域卫生发展规划”。
2000年4月，中组部、人事部、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以区域卫生规划为指导，根据本地区的卫生需求，逐步优化卫生人力资源的配置”。
事实上对医疗卫生资源规划的重要性，国家并非不重视。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制度，这又进一步把医院评审纳入法制建设轨道。
我国医院评审最突出的特点是根据医院的功能、任务的不同，将医院划分为三个级别，制定出不同的标准和规范化要求，对不同级别的医院实行标准有别、要求不同的标准化管理和目标管理。在此基础上，为了鼓励医院在管理水平、医疗质量和技术能力及医德医风等方面展开有管理的竞争，同一级别内进一步实行分等评定。
当前，我国医院的管理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完善的标准体系，加上“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体制，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弱，导致在医院设置、建立和发展中的盲目性大，资源配置不合理;各级医院功能不到位，任务不明确，分级医院体系难以巩固，资源利用浪费;同时，医院的质量保证制度和体系不完善，医疗质量难以稳定提高;没有标准，也对医院的工作很难作出客观评价，对其执业很难实行监督。[p=30, 2, center][img]http://www.ax999.org/Remote_file/2010726112324580.jpg[/img][/p]
一位北京大学的医学教授，因为种种蹊跷的原因，最后竟然死在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记者的随后调查发现，北大医院竟存在非法行医行为。[p=30, 2, center][img]http://www.ax999.org/Remote_file/2010726112324621.jpg[/img][/p]
记者以患者身份前往北大第一医院进行了暗访，注意到，一位在门诊看病的医生名字叫刘希高，但在卫生部公布的执业注册医师查询系统查询后并没有任何关于刘希高的注册信息；同时记者得知，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生必须要取得执业注册资格才能行医，而刘希高只是一名差三年才毕业的在校博士生。[p=30, 2, center][img]http://www.ax999.org/Remote_file/2010726112325360.jpg[/img][/p]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他告诉记者，他代理的3个案件当中有两个已结案，一个案子中涉及北大第一医院8个医生无证行医，另外一个案子，涉及北大第一医院12个医生无证行医，孙万军称，他在代理这些案子前，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国家的医院会出现这么严重非法行医的行为。
公益医院非法行医，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位北京大学的医学教授，因为种种蹊跷的原因，最后竟然死在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
死者就是照片上这位女士，她叫熊卓为，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研究所任研究员，她关于脂蛋白的研究，获得了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这位研究成果丰硕的北大医学教授，可能从来不会想到，她的生命竟然因为许多人为原因终结在北大第一医院，而这里正是她生前从事研究和工作的地方。
北大医学教授离奇死亡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想起了我太太当时死亡的那种惨景，就是像五雷轰顶那种感觉。”
王建国，熊卓为的丈夫，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据他回忆，2005年12月，熊卓为正在申请第三个自然科学研究基金，因长期伏案工作，她有些腰疼，到北大第一医院拍片之后发现腰椎出现轻度滑脱，北大第一医院的骨科主任李淳德诊断需要尽快手术。
王建国:“他（李淳德）跟她讲四天就可以下床，一下就可以恢复，他（李淳德）说没有问题。”
王建国回忆，住院后的第二天一早，骨科主任李淳德就给熊卓为做了骨科手术。不过手术后，熊卓为并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很快恢复，病情反而突然严重起来。
王建国:“她就扶着这个床边就走，大概还只走了一分钟左右，‘哗’的一下就上来了，就说建国，我不行了，然后就倒在这个地下。”
1月31日，手术后的第7天，北大第一医院宣布，熊卓为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
王建国:“我一直跪在抢救室的门口，我在那求上帝，我一直都是在求，我已经当时没有一滴眼泪。”
妻子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小小的骨科手术，怎么就会意外死亡了，妻子的离去，让王建国悲痛难抑。
王建国:“因为我们也没有小孩，一直我们都在，一起相依为命20来年，我太太在的时候，她叫我爹，我叫他娘，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当时她死的时候，我给她写的挽联，我都讲，我说你，你是妻、是母、是女儿、是亲人、是宝贝。”
但是一位朋友的话，让王建国的悲痛变成了无比震惊。这位朋友叫胡盛寿，他是王建国妻子熊卓为的同学，现任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在熊卓为陷入昏迷的最后阶段，心急如焚的王建国找来了胡盛寿参与抢救，这位国内知名的心脑血管专家在北大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见证了熊卓为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王建国:“他出来就告诉我，他说建国她（熊卓为）说没有救了，他说太晚了，他说救得太晚，他说没有救了，他说有几道关卡，他说任何一道如果堵住了都不会死，都不会死掉。”
在校学生无证行医导致死亡事故
这真是让人非常非常惋惜，熊卓为教授去世的时候只有49岁，这个年龄正是一个学者最黄金的时期，如果她还在世，一定可以在医学领域取得更多的成果，造福更多的患者。
但悲痛中的王建国教授却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自己的妻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难以理解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胜诉所说的几道关卡，道道失控的含义。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作为北大的医学教授，就在北大第一医院工作，而北大第一医院怎么会不尽心尽力？随后的调查，不仅让他震惊，更让他愤怒。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我在病例看到的时候，我自己就差一点就晕倒在这个地方。”
对于熊卓为的死亡，北大第一医院的结论是，手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而王建国在妻子的病例记录上看到，妻子的肋骨折断了，心脏、肝脏竟然全都破了。
王建国:“肝脏破成什么程度？肝脏破成一个三厘米宽八厘米宽的一个口子。”
熊卓为只是做了一个骨科手术，为什么肋骨断了，心脏破了，肝脏也破了呢？从手术记录中，王建国发现，是医生在抢救的时候按压造成的。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抢救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地一个粗暴的一个抢救，然后造成肋骨胸骨骨折，然后刺破心包，刺破心脏，同时又造成肝脏破裂，最终还是由于肝脏破裂大出血无法止血而放弃抢救。”
王建国:“三厘米宽、八厘米长是个什么口子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样冒血那时候人还有救吗？”
熊桌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的呢？王建国和律师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让他们难以置信的事。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凡是病例当中出现的医生和护士我们都去上网去查他的资质，这样我们发现，段鸿洲、于峥嵘和肖建涛是没有资质的。”
记者在熊卓为的病历记录上看到，负责观察，诊疗，抢救的主治医生叫段鸿洲、于峥嵘和肖建涛，最后的死亡证明，也是于峥嵘开的。而王建国告诉记者，这三个人，竟然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记者随后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记者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北大第一医院是全国知名的好医院，其技术水准和规范管理一直是国内医院的榜样，这样公然违法而且置患者权益于不顾的行为，怎么可能发生在这里呢，更何况，病人还是本医院的一位知名教授？
王建国:“这种大医院，这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怎么可以出，出这种ABC，这是犯的一种最低级最ABC的一种错误，你去想，一个人的生命去交给一个没有资质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好比我把我自己交给街上一个人要他给我开刀是一样的，随时都可能损失生命。”
王建国告诉记者，对于于峥嵘等三名没有医师资格的学生行医的事实，北大第一医院并没有否认，但是院方强调，病人死于术后并发症肺栓塞，跟学生行医没有直接关系，医院对此无需承担责任。为了搞清妻子的死因，王建国在妻子刚去世不久，就从北大第一医院复印了病例，当他准备和北大第一医院对簿公堂的时候，他发现病例当中多处都被修改了。妻子的肋骨断了三根，这一点竟然在病例中消失了，而且院方还把熊卓为当初自己走着进医院的情况改写成了坐轮椅入院。
王建国:“我们有很多人一起，包括她的学生还有同事，提着袋子说说笑笑走到医院去，她这个诬蔑说，我太太是坐着轮椅推过去的，还威胁她的学生，要学生和他们的职员造假，说她是坐轮椅去的。”
王建国和律师统计，病例中被修改的地方不下10处。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恶意的一个篡改病例，这是医生做的手术记录，他是把一度滑脱改为二度滑脱，而且修改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
王建国发现，病例中多处修改涉及专业医疗知识，他们反复请多名医学界的朋友帮助分析查找，才得以发现其中的玄机。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那么为什么要改这个，如果是一度滑脱是没有手术适应症也就不应该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认为，是医生认为就是术后发现出了问题了，怕担责任，就试图把术前诊断由一度改为二度。”
术后第六天，熊卓为陷入昏迷，抢救过程中，北大第一医院从她的体内取出了血栓，，王建国当时就在现场，他看到取出的血栓是白色的，但是后来北大第一医院所出具的血栓化验单上写的却是红色血栓。
王建国:“说她是红色血栓，因为没有抗凝导致的血栓，一般来说它是混合血栓，如果是红色血栓的话，那就说你即使不抗凝也没有问题。”
王建国发现，北大医院试图摆脱责任的这张血栓化验单，在时间上根本不成立。
王建国:“因为我的太太是1月31号凌晨取的血栓，它的化验单是1月29号。”
在被修改的面目全非的病例中，王建国他们发现了很多前后矛盾的疑点，比如，死者的死亡时间竟然有三个。临时医嘱单上记录， 1月31号的上午3点30分，尸体处理一次，显示病人已经死亡，但是在死亡志里边记录的则是上午4点50分，抢救无效呼吸心跳停止，而在证明熊卓为死亡的心电图上，心跳呼吸停止的时间则是6点53分。
王建国:“这叫什么事，这都是奇闻了，这么好的医院，你怎么会高出这种事来。”
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给病人看病，病人死亡后，修改病例，这样的情况发生三级甲等医院，听起来确实像奇闻。
王建国认为，这些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缺少从医经验，在许多环节上处置不当，人为事故层出不穷，院方为了隐瞒真相，不得不事后修改病例。
比如说熊卓为是一位高血凝患者，手术过程中容易引发血栓，术后需要服用抗凝药物加以预防，但王建国发现，北大第一医院的学生医生们并没有给熊桌为采取任何抗凝措施。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手术后）两天内，我的太太这个脚就开始胀，这个底脚就开始疼，如果按照现在看，她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发生血凝，她是栓在（神）静脉血栓了，已经在，已经在脚上了，但是当时我们问这个医生，他说这个那个伤口神经痛。”
王建国回忆，做完手术后的第三天，熊卓为腿部肿胀的厉害。
王建国:“他们不仅仅没有给她检测，还给她吃大量的大止痛药，这个止痛药可以掩盖，掩盖这个血栓疼痛的这个表征，栓了还不知道疼。”
手术后的第五天，熊卓为开始呼吸困难，当天不得不吸氧六小时。
王建国:“后来才知道，这时候已经血栓已经很严重了，它说不一定已经跑到肺里边这些地方来了，因为她呼吸不畅，那肺肯定受到影响，但他们还是没采取措施。”
2008年年底，律师的一个偶然发现，让王建国发现了妻子死亡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北大医院麻醉科主任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忽略抗凝导致死亡的严重性，作者引用的这起死亡事故的主人公，碰巧就是熊卓为。 王建国:“这篇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讲了，她的肺栓塞的发生，讲的这是高危病人，容易发生肺栓塞，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抗凝的措施，第二他这个里面也证明了一点，这个肺，两个肺动脉并没有完全栓死，只栓了一个，另外一个还可以流通，那时候抢救是可以抢救得了的，如果当时不把心脏按破，不把肝脏按破，把那个肺栓一取掉她根本不会死。”
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盛寿参与了熊卓为最后的抢救，王建国在妻子去世后，和胡盛寿通了一个电话，把胡盛寿对于妻子死亡原因的判断录在了手机上。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这个整个给她做完手术以后，术后的处理常规有问题，他没有给她抗凝治疗，明明一个高凝状态，做骨科手术长期卧床，不给她吃抗凝药，这是直接导致她肺栓塞形成的原因，抢救的过程当中，又使用非医疗人员进行抢救，导致抢救失败。”
2009年7月1日，在熊卓为死亡3年7个月之后，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拿到判决书后，王建国号啕大哭。妻子离世后，他一边忙着处理后事，搜集证据，一边来往于北京和妻子在新加坡的家，安抚年事已高的岳母。对于妻子离奇的死亡内情，至今他都不敢告诉老人。
王建国:“她现在的骨灰还放在这个上面，我不敢去埋，我把它放在八宝山，我做一个梦，她说她要回来，我就给她从八宝山把她接回来了，有的一些时间没做梦，我就去磕头，去求她。”
北大医院无证行医屡伤人命
没有医师资格的学生非法行医，由于经验不足导致了医疗事故层出不穷，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全国知名的北大第一医院，这确实令人震惊。
是的，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熊卓为教授在北大第一医院所遭遇的这一切，并不是个例，北京一位律师就告诉我们，他手里就有3起案子都涉及非法行医和修改病例，被告方都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我在代理这些案子前，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案子当中在北大医院，这么大的国家的医院会出现这么严重非法行医的行为。”
孙万军，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秘书长，他告诉记者，他代理的3个案件当中有两个已经结案，一个案子中涉及北大第一医院8个医生无证行医，另外一个案子，涉及北大第一医院12个医生无证行医，最近他刚接手的一个新案子，非法行医情况更加严重。
孙万军:“我竟然发现有34个医生没有证，给同一个病人来看病，能想象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吗？”
照片上的女孩叫刘莉，2006年11月，19岁的刘莉因牙龈出血，拉肚子呕吐，到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室求诊。四天后，刘莉死亡。
刘莉母亲周凤英:“越来越血抽不出来，人越来越弱，越来越白，脸上有青春痘，慢慢地都看不见了，变白了。”
刘莉的母亲周女士回忆，刘莉入院后，病情迅速恶化，但是对于他的情况，医生们似乎并没有十分重视。
周凤英:“孩子都跑步的速度了，这心速，你怎么还不着急，我说我一问那大夫，一问那护士，他告诉我正常，我们24小时监护呢。”
尸检报告显示，刘莉的死因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症。法院调查发现，在四天的治疗中，医生错误地诊断了病情，而当时给刘莉诊治的10名医生，竟然有8名没有医师资格。
周凤英:“我真的很想把她抚养成人，看着她幸福，我说我老了也有个依靠，我说你说你怎么走了，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照片上的男士叫王磊，2007年4月，王磊因感冒到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室求诊，三天后，王磊死亡。王磊的妻子刘女士回忆，入院的当天，医生在给王磊输液后，他就出现了抽搐症状。
王磊妻子:“输上这个药就开始哆嗦就难受，在这种情况下我找了他们医生找了四次，就在那坐着都不带动的。”
医生开的药物是一种抗菌素拜服乐，刘女士仔细看了一下药物说明书，发现丈夫的症状跟说明书中描述的的过敏不良反应非常相似。
王磊妻子:“我就跟他讲一下，我说他用这个药可能有一定的问题，这个医生陈夏欢，把手插着这个兜，完了靠在那个桌子上就一副那种傲视一切，结果他们给他推走以后，打了强镇静剂。”
在整理交费清单时，刘女士发现，王磊从入院到死亡只有50个小时，医生竟然开出了54支强镇静剂，综合其他用药量高达47730毫升，相当于47公斤的水。而且从后来的遗嘱中，刘女士看到，其实在第二天巡诊的时候，就有医生已经注意到了王磊对药物的不良反映，并留了医嘱。
王磊妻子:“我们看到他病例上记录说是，患者发作抽搐就是停用（拜弗乐），完了输（普森），这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第三天陈夏欢，他又给开了，输完这个药就开始高烧了。”
刘女士查询以后发现，对王磊诊治的医生护士中，有12人没有执业资格。主治医生陈夏欢，竟然是北大医学院差三年才毕业的在校学生。
王磊妻子:“我没有想到就是国家的三甲医院能够出现这种问题，红帽子下开黑店。”
孙律师告诉我们，他代理的北大医院的这几起医疗纠纷案子，调查取证都极为艰难，病人的病例被大量修改。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这个病情本来不发烧改成发烧了，这些用药本来是零点用的药，改到四点改到七点，数量也是不一样了。”
王磊妻子:“我们这个案件就在审理过程当中，整个看，它的所有的全部都重新做了，整个改了一遍。”
记者:“有没有做过统计，修改过多少处？”
王磊妻子:“136处。”
记者亲历北大医院非法行医
以前我们听说过黑诊所里的非法行医，但是发生在公立医院，尤其是北大第一医院这样全国都有名的三级甲等医院，确实让人想不到。
我们的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北大第一医院，都被拒绝了。那么非法行医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存在呢？我们的记者以患者的身份前往北大第一医院进行了暗访。
北大医院办公室主任:“不会，绝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处方权。”
北大医院办公室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不过对于见习医生开处方的情况，医院办公室的龙主任表示绝无此事。
记者:“实习医生您确定不会开方子，不会参与诊疗活动。”
北大医院办公室主任:“肯定不会。”
这位龙主任表示，按照北大第一医院的规定，见习医生都是跟着上级医生观摩学习，绝对不会独立看玻事实是不是这样？记者随后以患者身份在北大医院急诊挂了一个外科号。
医生简单问了一下病情之后，给记者开了一些消炎药。记者注意到，这位在门诊看病的医生名字叫做刘希高。那么刘希高是不是已经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医生呢？记者在卫生部公布的执业注册医师查询系统进行了查询。发现，系统里面没有任何关于刘希高的注册信息。
记者:“您现在在这里工作？”
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医生刘希高:“我在这里读博，在北大医院读搏，还在博士阶段，毕也不一定留下来。”
记者:“还没毕业，哪年毕业？”
刘希高:“还有两三年。”
记者得知，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生必须要取得执业注册资格才能行医。而急诊科通常接诊的是急重病人，所以对的医生要求更高，一般要求在临床工作5年以上才可以到急诊科看玻而刘希高只是一名差三年才毕业的在校博士生，为什么就可以来急诊科给病人看病呢？
刘希高:“平时在病房里，只是3个月的急诊，急诊结束了就回病房了，培养模式就是让你当住院医，这是给你的待遇。”
刘希高说，只要考入北大医院研究生，就可以享受住院医待遇，每月1000多元工资，医院管吃住，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参与临床实践。
记者:“回病房还有机会接触临床？”
刘希高:“对阿，每天都要放病人，上手术，每天都有手术，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医院，上课就是周末。”
记者:“你做过多少手术了？”
刘希高:“我做过小的，阑尾炎什么。”
记者注意到，急诊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张值班医生表，记者随后把相关医生名字输入卫生部执业医生查询系统进行了查询，发现除了刘希高以外，李少雷，周怡君，也同样没有任何注册信息。记者随后来到了熊卓为曾经动手术的北大第一医院骨科。在值班医生名字里面，记者意外地的看到了于峥嵘的名字。他正是当初给熊卓为看病的在校学生。我们了解到，按照刑法336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住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于峥嵘非法行医早已经法院认定，不过记者从值班护士那里了解到，于峥嵘似乎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现在他已经是北大医院骨科的主治大夫，这一周跟随主任到泰国学习去了。
记者:“你们说的是于峥嵘大夫是吧。”
北大医院骨科护士:“对，他现在是我们科的大夫了，就是主治大夫。”
护士告诉我们，现在住院处的主力医生，有不少就是在校的学生。在医生值班室，我们遇到了一位正准备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的北大医学院的学生。
记者:“刚才那小伙子考执业资格证吗？”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他应该是明年就可以考。”
记者:“但他今年就已经在做临床的工作了。”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对。”
记者:“医院允许这么做？”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对，在这儿实际上可以，就是收收门诊过来的住院病人，看病例，开遗嘱，上手术。”
半小时观察:谁来保护我们的看病权？
看到我们记者的暗访，尤其是最后看到那位还没有考取医师资格的学生正在准备去做手术，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真是很担心那位躺在手术台的患者。
今天，我也特意上了一下北大第一医学院的官方网站，北大第一医院创建于1915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国立医院，网站自称该院学科齐全，综合诊疗水平高，承担着北京全市6万多人的公费医疗，以及占北京八分之一的干部保健任务。就诊患者中，有1/3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病患者。北大第一医院自称其医院文化是厚德尚道，但国家的法律法规清清楚楚，没有职业资格不得行医，我不明白像北大第一医院这样历史悠久、国内外知名的医疗机构为何敢公然违法，而且在事故屡屡发生之后依然不改？国家和北京市的卫生监管部门为何在这里失控？这样一家知名的医院都不遵守国家法律、不尊重患者生命权利，不仅让人震惊，更让人寒心，全国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医院在草菅人命？我们期待尽快得到答案，究竟谁在保护我们的看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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